从 cGAS 到 CBASS:陈志坚团队揭示细菌的双链 DNA 感知
01|从 cGAS 回望细菌免疫
当感染或细胞损伤使 DNA(脱氧核糖核酸)进入细胞质时,哺乳动物的环状鸟苷酸–腺苷酸合酶(cGAS)能够感知这些 DNA,产生第二信使环状鸟苷酸–腺苷酸(cGAMP),进而通过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STING)传递免疫信号,启动下游免疫反应。
有趣的是,细菌的环状寡核苷酸抗噬菌体信号系统(CBASS)也采用类似的防御策略:通过合成第二信使激活下游效应蛋白,从而抵御噬菌体感染。CBASS 与动物 cGAS–STING 通路具有演化联系,但共同使用环核苷酸信号,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相同的上游感知机制。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是:细菌 CBASS 中,是否也存在能够直接感知双链 DNA(dsDNA)的系统?
2026 年 10 月 8 日,由 cGAS 发现者陈志坚(Zhijian J. Chen)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团队,在 bioRxiv发布了题为《DancE: A DNA-Activated Bacterial cGAS-like Enzyme in Antiphage Immune Defense》的预印本。
研究团队发现,一种名为 DancE 的细菌 cGAS 样酶能够被双链 DNA 直接激活,并参与抗噬菌体防御。然而,这也引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细菌自身含有大量 DNA,为什么这套防御系统不会持续处于激活状态?
02|一个不同的研究起点
这项研究最初并非直接从细菌抗噬菌体防御出发,而是源于对哺乳动物第二信使功能的探索。
哺乳动物 cGAS 主要合成 2′3′-cGAMP,而细菌中的相关酶能够产生多种不同的环核苷酸。研究者希望借助这些细菌酶,探索其他环核苷酸是否也能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发挥独立于 STING 通路的生物学作用。
为此,他们将 16 种已有报道且具有体外活性的细菌环核苷酸合成酶,分别导入缺乏 STING 的人 HEK 293T 细胞。其中,一种来自 Escherichia albertii的酶引起了依赖催化活性的细胞生长抑制和脱落现象。质谱分析显示,该酶的主要产物为 环二腺苷酸(c-di-AMP)。
虽然这种细胞响应的具体机制仍有待研究,但随后开展的细菌实验揭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发现:这种酶能够直接响应 DNA。
研究者将其命名为 DancE,即“埃希氏菌属 DNA 激活的二核苷酸环化酶”。在细菌中,DancE 产生的 c-di-AMP 可被下游效应蛋白 Cap15 识别。当研究者将整套系统转入大肠杆菌 MG1655,并由原生启动子驱动表达时,细菌获得了抵御 T2 噬菌体的能力。相比之下,催化失活突变(D78A/D80A)或删除 Cap15 均会导致保护作用丧失。
不过,这种防御具有明显的噬菌体特异性:野生型系统未能抑制实验中测试的 P1、λ、T4、T5 和 T6 噬菌体。因此,后续关于病毒触发机制的结论,也需要结合具体噬菌体及 DancE 变体进行理解。
这项研究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研究者最初将细菌酶作为探索哺乳动物信号通路的工具,随后又回到细菌体系,追问其自身的免疫激活机制。
通过蛋白纯化、核酸刺激实验和抑制因子分离,研究逐步从抗噬菌体表型深入到免疫启动的分子机制。
03|双链 DNA 能直接激活 DancE
为了理解 DancE 的激活机制,研究者首先解析了其分辨率为 2.55 Å(埃)的晶体结构。结构分析发现,DancE 表面存在带正电荷的区域,提示其可能具有结合核酸的能力。
随后,研究者比较了双链 DNA、单链 DNA 和 RNA 等不同核酸对 DancE 的刺激作用。在所测试的核酸中,双链 DNA 的激活效果最强,单链 DNA 较弱,而 RNA 未表现出明显的激活能力。
在 DNA 刺激下,c-di-AMP 约占检测到的环核苷酸产物的 75%。此外,在固定 DNA 质量浓度的条件下,较长的 DNA 片段具有更强的激活能力;随着 DNA 浓度增加,DancE 的产物生成量也相应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质粒 DNA、噬菌体 DNA,还是细菌基因组 DNA,都能够刺激 DancE。这说明其激活并不依赖于噬菌体 DNA 所特有的序列或来源。
这些结果将研究从“感染后产生免疫信号”,推进到了“什么分子能够直接启动信号合成”。对于 DancE 而言,双链 DNA 本身就是有效的激活信号,而其主要产物 c-di-AMP 也不同于哺乳动物 cGAS 合成的 2′3′-cGAMP。
进一步的实验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支持。
研究者利用电泳迁移率变动实验(EMSA),证实 DancE 能够直接结合 DNA。随后,结合 AlphaFold 3 预测的蛋白–DNA 相互作用模型,研究者设计了 K63E 和 K163D 突变。
结果发现,这些突变不仅削弱了 DancE 与 DNA 的结合,还使其丧失 DNA 诱导的激活能力及抗 T2 噬菌体功能,同时仍保留部分基础酶活。
这些结果表明,DNA 结合是 DancE 有效启动抗噬菌体防御的关键条件。不过,目前具体的 DancE–DNA 复合物结合构象仍主要来自结构预测,尚有待实验结构进一步验证。
04|DnaK 为 DNA 感知装上“刹车”
既然细菌自身的 DNA 也能激活 DancE,为什么这套免疫系统不会持续启动?
研究者在蛋白纯化过程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经过肝素柱纯化后,DancE 对 DNA 的响应明显增强;而将流穿组分重新加入反应体系后,其活性又受到抑制。这提示,原始蛋白样品中可能存在某种能够抑制 DancE 活性的因子,并在纯化过程中被分离出去。
通过进一步的组分分离和质谱鉴定,研究者最终锁定了 Hsp70 家族分子伴侣 DnaK。
纯化蛋白实验表明,DnaK 能够直接结合 DancE,减少 DancE–DNA 复合物的形成,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抑制组分经过 95 ℃处理 10 分钟后仍保留活性,纯化的 DnaK 也表现出类似的耐热抑制特征。
此外,DnaK 并不会普遍抑制所有环核苷酸合成酶。在对照实验中,它既没有抑制另一种细菌环化酶 DncV,也没有抑制人 cGAS 的 DNA 依赖性激活。
研究者还发现,即使通过 K70A 突变使 DnaK 的 ATP 水解能力失活,它仍能够抑制 DancE。这说明,DnaK 对 DancE 的抑制并不依赖其 ATP 水解活性。
这些体外实验揭示了一种潜在的调控方式:DnaK 可以通过与 DancE 相互作用,限制其结合 DNA,从而抑制下游信号合成。
不过,DnaK 是否就是细菌细胞内维持 DancE 静默状态的主要抑制因子,仍需要进一步验证。
05|噬菌体蛋白酶如何触发防御?
如果 DancE 在细菌中受到抑制,那么噬菌体感染又是如何启动这套防御系统的?
研究者通过结构引导的突变分析获得了新的线索。
他们发现,位于 DancE 二聚体界面的 K30E、A33D 和 A33R 突变,能够使原本无法抵御 λ 噬菌体的系统获得抗 λ 能力。
随后,研究者以 A33R 功能增强突变体为研究对象,通过三轮噬菌体传代筛选,获得了两株能够逃逸防御的 λ 噬菌体。
基因组测序发现,这些逃逸噬菌体携带 M309I 或 T310A 变异,位于前头部蛋白酶 gpC 的 C 端编码区域,同时涉及与支架蛋白 nu3 重叠的编码序列。
这一结果使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了噬菌体蛋白酶 gpC。
为了检验 gpC 是否能够触发 DancE,研究者构建了双质粒表达体系,分别控制宿主防御系统和噬菌体蛋白的表达。
结果发现,在携带 DancE A33R 系统的大肠杆菌中,单独诱导表达 gpC,就足以引起依赖 DancE 催化活性的细胞生长抑制。
进一步实验显示,当 gpC 的蛋白酶活性通过 S166A 突变被破坏后,这种生长抑制现象随之消失。同时,破坏 DancE 的 DNA 结合位点,也会阻断 gpC 诱导的响应。
相比之下,单独表达噬菌体支架蛋白 nu3 并不能激活该系统。
这些结果说明,gpC 的蛋白酶活性和 DancE 的 DNA 结合能力,都是这一激活过程所必需的。这也提示,噬菌体蛋白酶可能通过改变宿主细胞内的调控状态,间接启动 DancE 的 DNA 感知功能。
但这里需要强调两个重要限制。
首先,上述 gpC 诱导的激活现象发生在 DancE A33R 突变体中,λ gpC 并不能激活野生型 DancE。其次,逃逸噬菌体携带的 gpC 突变蛋白仍能够激活 A33R,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噬菌体逃逸归因于 gpC 丧失了激活能力。
06|“守卫模型”:仍待补全的免疫机制
综合上述发现,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可能的 “守卫模型”(guard model)。
在正常情况下,DnaK 等宿主因子可能通过限制 DancE 与 DNA 的结合,使免疫系统保持相对静默;当噬菌体感染时,病毒编码的蛋白酶可能破坏这种抑制状态,使 DancE 得以感知 DNA,合成第二信使,并激活下游防御反应。
这一模型为理解 DancE 的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目前仍有关键环节尚未得到直接证明。
例如,研究者观察到,表达 gpC 后细胞内部分 DnaK 发生降解,但尚未证明 DnaK 的降解就是导致 DancE 激活的直接原因。
事实上,当研究者利用诱导降解系统减少细胞内 DnaK 时,并未观察到 DancE 被激活。这意味着,仅仅降低 DnaK 水平可能不足以启动防御,细胞内或许还存在其他尚未发现的抑制因子。
此外,野生型 DancE 究竟如何响应 T2 噬菌体感染,目前仍不清楚。
这一问题的研究还面临实验上的困难:即使在不表达 DancE 的情况下,T2 前头部蛋白酶本身也会对大肠杆菌产生毒性,因此难以直接判断它是否通过类似机制触发防御。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仍然为理解细菌免疫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方面,它证明了细菌 cGAS 样酶可以直接感知双链 DNA,说明 DNA 感知并非哺乳动物 cGAS–STING 通路所独有。另一方面,DnaK 的抑制作用和噬菌体蛋白酶依赖的激活现象,揭示了细菌 DNA 感知系统可能具有不同于哺乳动物的调控方式。
从演化角度看,这些发现为细菌与动物相关免疫系统在 DNA 感知功能上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证据,但并不能据此直接推断 CBASS 向真核 cGAS–STING 通路演化的具体历史过程。
至于应用前景,原文尚未提出具体的治疗或工程化方案,也未开展相关应用验证。未来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除了 DnaK,是否还有其他因子参与抑制 DancE?噬菌体感染又是如何解除这些限制,最终启动免疫防御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细菌如何在避免自身 DNA 引发异常激活的同时,及时识别病毒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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