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产品中的抗生素耐药沙门氏菌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
沙门氏菌是全球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感染通常源于摄入受污染的动物产品,包括禽肉、鸡蛋、猪肉和牛肉。尽管抗生素在治疗严重的沙门氏菌感染中发挥关键作用,尤其是对免疫受损人群,但抗生素在食用动物生产中的过度使用和滥用已加速了耐药沙门氏菌的出现。耐多药菌株——对三类及以上抗生素耐药——以及泛耐药菌株的不断涌现,使得沙门氏菌病的治疗日益困难。本综述回顾了动物产品中沙门氏菌的污染情况、抗生素耐药模式、耐药性获取的分子机制以及应对耐药危机的潜在策略。
动物产品中沙门氏菌的流行现状
全球范围内,禽肉是沙门氏菌污染最严重的动物产品之一。在美国,鸡肉样本中沙门氏菌检出率为32.4%,主要血清型包括海德堡沙门氏菌、肯塔基沙门氏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哥伦比亚鸡肉检出率为26%;日本鸡肉产品检出率高达85.1%,以施瓦茨格伦德沙门氏菌、婴儿沙门氏菌和曼哈顿沙门氏菌为主。韩国禽类(鸡和鸭)中沙门氏菌检出率分别为17.5%和28.2%。鸡蛋和蛋制品同样是重要的传播媒介,韩国蛋壳和蛋内容物中沙门氏菌检出率分别为18.3%和20.0%,以婴儿沙门氏菌为优势血清型;罗马尼亚蛋壳中检出率为6.3%。猪肉和牛肉亦构成传播风险,韩国猪肉检出率为1.4%,意大利即食猪肉沙拉米检出率为4.8%,罗马尼亚生猪肉检出率高达22.6%。美国2012至2019年间有27起沙门氏菌暴发事件与牛肉制品相关。沙门氏菌血清型多样性(尤其是鼠伤寒沙门氏菌和肠炎沙门氏菌)提示了抗生素耐药谱的广泛变异,突显了系统性监测的紧迫性。
动物产品中耐药沙门氏菌的现状
抗生素在畜牧业中的广泛使用——既用于疾病治疗也用作生长促进剂——是驱动耐药沙门氏菌出现的主要因素。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动物来源的沙门氏菌分离株呈现显著的耐药差异。巴西鸡肉分离株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83.3%)、磺胺类(64.1%)和四环素(46.2%)耐药率高,65.4%的菌株对环丙沙星耐药或中介;冷冻鸡肉分离株则对氯霉素、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和阿米卡星100%耐药。美国鸡肉分离株对四环素和米诺环素耐药率为27.2%。中国鸡肉分离株以四环素(49.1%)、氨苄西林(48.2%)和链霉素(35.1%)耐药最为常见。韩国2023年监测数据显示,禽源沙门氏菌分离株对萘啶酸(76.0%)、氨苄西林(63.1%)、链霉素(61.3%)、四环素(59.3%)和磺胺异噁唑(57.3%)耐药率较高,较2021年显著上升。猪肉来源分离株则对阿奇霉素(95.0%)和氨苄西林(51.7%)耐药率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血清型之间的耐药谱存在显著差异。鼠伤寒沙门氏菌通常表现出比其他血清型更高的多重耐药率,常见耐药谱为ASSuT(氨苄西林-链霉素-磺胺类-四环素),而婴儿沙门氏菌对磺胺类和卡那霉素耐药率较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耐药模式也存在差异——埃及的肠炎沙门氏菌分离株对氯霉素、萘啶酸和亚胺培南的耐药率高于鼠伤寒沙门氏菌。此外,耐药性可通过共耐药机制(单基因赋予多种抗生素耐药)和多重耐药基因的积累得以强化。萘啶酸耐药的沙门氏菌通常对环丙沙星的敏感性降低,头孢噻呋耐药的婴儿沙门氏菌分离株(占食品动物分离株的61.9%,其中98.4%来自鸡)同时对萘啶酸、链霉素、四环素和甲氧苄啶/磺胺甲噁唑表现出更高耐药率。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和/或AmpC酶的沙门氏菌分离株不仅对头孢菌素类耐药,还对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和氟喹诺酮类等多种非β-内酰胺类抗生素表现出共同耐药。
沙门氏菌耐药性获得的分子机制
沙门氏菌主要通过三种机制获取抗生素耐药性:(1)质粒介导的水平基因转移——携带耐药基因的质粒(如IncHI1型质粒携带ESBL基因和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耐药基因)在不同菌株间传播,其中pESI mega质粒(约280 kb)在婴儿沙门氏菌中尤为突出,携带多种耐药基因和毒力基因,使pESI阳性分离株的MDR率(99.2%)远高于阴性株(6.7%)。(2)抗生素分解和修饰酶的产生——氯霉素乙酰转移酶使氯霉素失活;碳青霉烯酶使碳青霉烯类(被视为“最后防线”的抗生素)失效;ESBL可水解第三代和第四代头孢菌素及氨曲南;氨基糖苷类修饰酶(乙酰转移酶和磷酸转移酶)改变核糖体构象使药物无法结合靶点。(3)外排泵上调和膜通透性降低——AcrAB-TolC外排系统的过表达主动将抗生素泵出细胞,而OmpF等孔蛋白的下调减少抗生素的细胞内流入,两者协同作用显著降低胞内药物浓度。此外,耐药基因可通过质粒在细菌间水平转移,加速了耐药性的播散。
抗生素替代策略与未来展望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MDR沙门氏菌威胁,亟需开发抗生素替代策略。噬菌体疗法利用裂解性噬菌体特异性裂解宿主细菌,具有易于基因改造、分离和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反义寡核苷酸可靶向细菌必需基因或耐药基因的mRNA,导致其降解或翻译抑制。单克隆抗体通过中和细菌外毒素、阻止其与配体结合而减轻致病效应,通常作为抗生素的辅助治疗或高危人群的预防措施。此外,严格的监管措施也至关重要,包括加强动物产品中沙门氏菌的常规监测、限制食用动物中抗生素的滥用、促进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和消费者之间的跨部门协作,以有效应对抗生素耐药性危机的严重性。
文献链接:https://doi.org/10.5851/kosfa.2025.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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